MF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Climate Change

主持人：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李燕端： 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应该说中国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无论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行动计划》，还包括《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在这里中国都做出了自己的积极的、建设性贡献，而且是重要的贡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它是“77国集团加中国”的成员，同时中国也是“基础四国”的成员。因此，它和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它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适应、技术转让、能力建设这些方面的合理诉求。除此之外，它维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而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主要体现在南南合作当中，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中国也和发达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对话。中国和发达国家不仅在多边而且在双边方面不仅保持着对话，而且有一些非常务实的合作。中国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在会议当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也将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德班会议。我们期望在德班会议上将推动会议取得全面和均衡的、积极的成果。

主持人：在十月底、十一月初，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第九次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会议在 北京举行。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

李燕端： “基础四国”在气候变化谈判当中有着非常密切的磋商和合作。今年以来呢，10月底11月初的这次第九次部长级会议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会议。在此之前，已经在南非、巴西和印度都召开过了。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如果你看到“基础四国”发表的联合声明的话，你就会知道，“基础四国”重申德班会议他们要坚持公约和议定书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双轨制谈判机制，促进德班会议能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促进德班会议能够在资金、适应等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

主持人： 作为一名外交官，您在谈判这个问题上身经百战。您觉得气候谈判和其他领域的谈判相比，难度在哪里？

李燕端： 应该说不同的谈判还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要说难度的话确实是不可比的，但如果说它的特点不同的话，气候谈判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第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候谈判表面是一个环保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发展权益问题。我曾经在会上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说，我们谈的是环境问题，但实际是经济问题。因为减少排放实际上就是要减少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谈判都不可能掉以轻心，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涉及到人民的生活和生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第二点呢，我认为这个谈判矛盾和利益错综复杂，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利益上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是否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的制度和原则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那么发达国家之间，比如说欧美，在如何减排和减排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方式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因为他们的发展阶段不同、能力不同、条件不同，在不同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在谈判当中各种利益、矛盾互相交织，互相牵制。要想推动这个谈判向前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第三个我认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谈判的议题非常广泛。真正会议谈判起来，几十个工作组，而且这个谈判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环保、技术、财政、法律——多领域多学科，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或者需要很多专家支撑的政治和经济的谈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有的时候谈判都是夜以继日，有人形容一天工作25个小时，所以它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总之，这是一个涉及到发展权的、一个议题十分广泛的、各种矛盾和利益相互交织的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谈判。

主持人：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也正在积极的行动，也已经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自主行动方案，包括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到45%。您觉得实现这样的目标困难大吗？存在着哪些困难？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去实现这样的目标？

李燕端：2009年，温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了我们在到2020年，我们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样一个目标。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条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是要付出艰巨的努力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呢是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有1.5亿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这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再有一个呢，我们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必要的排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国家呢，从能源结构上来讲，还是一个以煤为主的一个国家。因此呢，减少排放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从我们国家的工业布局上来讲，我们国家的重工业和化工业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所有这些原因都预示着我国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将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是因为我国政府是从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我们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选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可以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国家是近年来减排力度最大、最有力的国家。再有，我们国家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里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我们国家还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国家还是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国家完成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0%的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尽管困难很大，但是我们完成了。实际上我们降低了碳排放达到16亿吨。我们以能源消费6.6%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我们一系列的减排措施呢，为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革新，包括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遏制住了能源消费强度和主要污染排放量大幅增加的这样一种势头。我们实际上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十二五”规划，我们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提出要大幅的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离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应该说我许多国际上的同事他们都到中国来看、来参观，看我们在这个减排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对我国政府投入之巨而且这样认真的来进行减排都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有的时候，跟他们国内比，感到非常惭愧的。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认真减排的国家。所以应该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是从来不回避我们自己的责任的。但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合理正当的发展权。我们在强调减排的时候——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为代价。

主持人：您也将作为我们国家的代表前往南非参加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您本人对于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有哪些期望？

李燕端：我对这次德班会议期望还是非常务实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大概有两个因素可能不利于目前的谈判，可能不是很积极的条件或因素。一方面是国家社会目前面临金融危机，这种影响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实质上起到了一个负面的作用。发达国家国内的高失业、高债务、低增长使他们对气候变化谈判重视程度大大下降。而且他们对率先大幅减排，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的意愿大大下降，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发达国家程度不同的对公约和议定书所确立起来的制度和原则有着或者是否定，或者是保留，或者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想用一种新的条约来取而代之。他们想抹杀或者是模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责任，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区别加以混淆。他们避而不谈自己的历史道义和政治责任，我想这恐怕是目前谈判不能大幅度进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因为这次会议是在德班举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是对南非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给予大力的支持。中国会与“77国集团加中国”一起共同努力，还要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努力，争取在这次会议上能够取得积极的平衡的全面的成果。特别是要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主持人：最后，非常感谢您为我们解读气候谈判以及气候变化大会相关的议题。中国发展门户网也与您一起期待本次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够取得建设性的成果。谢谢您。

李燕端：谢谢!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